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，歷史發揮著特殊作用。對于歷史，一方面，孔子強調歷史記載的真實性，他稱贊“書法不隱”的董狐為“古之良史”；但另一方面，孔子自身在編纂歷史的過程中，出于“為尊者諱、為親者諱、為賢者諱”的目的，未能完全遵守“書法不隱”原則，反而有所“曲筆”。那么，如何看待孔子對待歷史的這一矛盾態度？在“不隱”和“曲筆”之間，反映了孔子怎樣的歷史觀？對后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？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。
強調歷史的真實性
在探討孔子的歷史觀之前，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：歷史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，他的政治主張來源于真實歷史，是其在深入了解相關史實的基礎上提出的。恢復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是孔子的核心主張，而周代禮制又是在損益夏商兩代禮制的基礎上發展而來。孔子在考察三代禮制的沿革時，盡管曾惋惜于夏商兩代“文獻不足”，但仍然發出了“周監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”的感嘆。由此可見，孔子通過考察歷史，對于禮制的沿革和具體內容都有深入了解，這也讓他在當時獲得了“知禮”的名號。
孔子極力借助歷史闡述恢復西周禮制的必要性，如他通過指出“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”且“古之人皆然”，來論述實行三年之喪的合法性。由此，孔子十分重視發揮歷史所具有的教化功能。他在與弟子的交流過程中，經常通過點評歷史人物，使弟子意識到仁與禮的重要性，以及明白如何才能真正“行仁”“知禮”。例如，孔子贊揚舜禹“有天下而不與”、伯夷叔齊“求仁而得仁”、泰伯“三以天下讓”、管仲“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德行與功績，批判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、管仲“樹塞門，有反坫”、晉文公“譎而不正”，質疑微生“高直”等，都是在教育弟子們如何在仁和禮的要求下守而勿失。
正是由于歷史是孔子思想的直接來源，是他進行傳道和教化的重要助力，因而決定了他必然強調歷史的真實性。建立在虛假歷史基礎上的政治主張是難以服眾的，這正是孔子編纂《春秋》時沒有選擇“載之空言”，而是強調“見之于行事”的深層原因。正如清代學者皮錫瑞所指出的那樣，“言理則虛，征事則實”。孔子希望通過具體的事例，向人們展示如何才能真正符合禮的要求，從而避免出現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這樣的“天下大過”，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，必然要使人們對歷史和現實有著基本的了解。孔子不僅在口頭上稱贊歷史記敘真實性的重要意義，在實踐中也努力踐行這一原則。如相關資料不足時，孔子贊同“史之闕文”的做法，體現了他對待歷史的嚴謹態度。
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
歷史是孔子思想的直接來源，然而孔子并不希望他的思想僅僅停留在筆墨之間。孔子曾感嘆道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。”他希望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，以此構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。在孔子生活的時代，禮樂制度已經崩壞，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”乃至“陪臣執國命”成為普遍現象。面對這一局面，孔子希望通過恢復周代禮樂制度，讓現實重歸有序與穩定。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，孔子與弟子周游列國，力圖使自己有關“仁”“禮”“正名”的思想能夠被統治者所接受。然而，由于“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”，孔子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。到晚年，他意識到“道之不行”的現實之后，決心通過歷史編纂的方式傳達自己的思想主張，由此產生了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——《春秋》。
在當時，諸侯國都有各自的史官和歷史記錄，《春秋》是這些歷史記錄的通用名稱之一，墨子就曾表示自己見過“百國春秋”。而在所有這些歷史記錄中，魯國的記錄無疑是最完整的，以至于晉國大臣韓宣子在觀看《魯春秋》后，發出了“周禮盡在魯”的感慨。魯國詳備的歷史記錄為孔子的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，然而，孔子的工作既不是簡單地編纂整理歷史材料，也不是完全脫離歷史實際的創作，而是在尊重歷史史實的基礎上，將自己信奉的倫理價值灌注其中，正所謂“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”“其義則丘竊取之矣”。不僅如此，孔子還采用了一種獨特的歷史敘述方式，通過細微之處的遣詞用字來表達愛憎褒貶的態度。他希望借此糾正當時混亂的等級宗法和禮樂制度，達到“正名”的效果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盡管孔子極力批判各種違禮行為，司馬遷也稱孔子“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”，但事實上他對處于不同地位的人有著顯著不同的批判力度。概而言之，孔子在歷史敘述上具有明顯的“為尊者諱，為親者諱，為賢者諱”的傾向。如在“踐土之會”一事上，晉文公和周天子的行為同屬失禮，但孔子顧及周天子的尊嚴而諱之曰“天王狩于河陽”；在魯昭公被季氏驅逐后，孔子用“春王正月，公在乾侯”來隱晦地敘述此事，從而表達出對季氏僭越的不滿和維護昭公君位的態度。正如《公羊傳》所指出的那樣：“《春秋》錄內而略外。于外，大惡書，小惡不書；于內，大惡諱，小惡書。”這種為尊親“隱惡”的做法與孔子“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”的信念不謀而合。從這里可以反映出，盡管孔子強調歷史記錄的真實性，但他并未將真實視為歷史的最高價值。在孔子看來，歷史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為現實政治服務。
孔子歷史觀的影響與啟示
孔子借助編纂歷史傳達自己的政治理想、抨擊違禮行為，以希達到重建禮樂秩序的目的，為此不惜以“曲筆”的方式維護尊親者的地位和尊嚴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這絕不意味著他放棄了對歷史真實性的追求。一方面，孔子“曲筆”的數量是非常有限的，《春秋》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信史。另一方面，有證據表明，孔子在“曲筆”之處，往往通過其他方式傳達歷史真實，而非將事實徹底掩蓋。如他在《論語》中稱晉文公“譎而不正”，其原因恐怕與踐土之會以臣召君脫不開，這相當于以另一種方式還原了歷史。
然而，《春秋》作為一部歷史著作一經流傳，其以歷史服務于政治的做法所產生的影響力，遠遠大于孔子對歷史真實性的強調。后人對孔子著《春秋》的贊頌，也多是基于其政治價值。如孟子將孔子著《春秋》的功績與大禹治水、周公平天下相提并論，稱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”；司馬遷稱贊《春秋》能夠“撥亂世反之正”。自班固以降，正統史家多將義理的重要性置于真實之上，強調歷史為政治服務的功能和價值。如左丘明“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”，對于人們更好理解《春秋》所記之事原本具有極高價值，但與闡釋《春秋》義理的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二傳相比，《左傳》在后世遭到巨大非議，朱熹稱其“只知有利害，不知有義理”。
隨著歷史為政治服務的意義被不斷強調，追求歷史真實性的努力則不斷式微。借《春秋》之義，曲解歷史、托古改制逐漸成為一種流行做法。漢初的陸賈與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，便開始借孔子的名義宣揚改制訴求，這一做法又被后人反復借鑒，以至于人們對于《春秋》義理的闡發，成為針對當時弊政提出改革方案的合法性來源，一直到清末的康有為莫不如是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歷史逐漸喪失了其主體性地位，其真實性與否也不再被重視，完全成為政治的工具。這無疑背離了孔子“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于行事”的本意。在這里，我們并不想苛責孔子，他已努力保持歷史真實性與功能性價值之間的平衡，但這一天平最終滑向了后者。然而，失去真實性的歷史，其說服力極為有限，也無從發揮服務于政治的功能。我們必須將求真作為歷史的最高價值，只有真實的歷史，才是能提供智慧和借鑒的歷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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